张万鹏 简惠岐 王学江 谭锡辉
张万鹏[1]：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阳区以农村工作为重点,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发展经济，兴利除害”是水利工作的根本任务。我虽然是在团区委工作，但关注并亲历了朝阳水利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是参加了东南郊灌渠工程和密云水库的建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57年11月10日，根据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关于郊区农村开展冬季大生产运动的计划》，区委决定在全区开展以兴修水利，大搞积肥为主的冬季大生产运动。12月30日，开挖东南郊灌渠的战役打响，掀起了大兴水利的高潮。区委书记单昭祥亲自挂帅任总指挥，区团委书记商振华任副总指挥，具体负责青年突击队竞赛活动。区委发动全区1.5万民工和动员工厂、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3.56万人参加社会主义义务劳动。全区各部委办主要领导也积极上阵。单昭祥同志还亲自带领出席区人大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参加开工破土典礼，极大地鼓舞了水利建设者。当时我是团区委副书记，既要组织留下来的同志完成好本职工作，又要带领全体干部上一线助战。到了前线一看那壮观的场面，真令人激动振奋，万人挥锹，车推肩挑，战严寒地冻，自带干粮食宿工地，昼夜奋战。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是商振华同志指挥的青年突击队，鲜红的队旗迎风招展，竞赛的呐喊声，热闹的欢呼声，响亮的号子声与那吱吱呀呀的独轮车声奏响了一曲最美的乐章。最难忘1958年新年钟声通过高音喇叭敲响时，万人欢呼，划破了凄冷的夜空。副区长张林一（女）同志在青年突击队员的掌声中还唱响了一曲《游击队之歌》。我被这战斗的场面和气氛感染着，热血沸腾，奋力挥锹。原计划这次工程要三个月完成，由于组织得力，群众兴修水利的热情高，各方协作大兵团作战，实际上只干了四个半昼夜就完成了7公里长近20万方的渠道开挖任务。当年建设，当年受益，为南磨房、高碑店、王四营、小红门等乡近10万亩农田灌溉提供了保证。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还刊登了一篇文章，说东郊区拉开了北京市农田水利建设的序幕，打响了第一炮。
1958年，正是中国大跃进的年代，党中央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修建密云水库。朝阳区积极响应市委号召，组建了参加密云水库建设的朝阳支队，经区委批准由牛广义、宋云峰、谭锡辉、李明、杜林和、张祥等六人组成支队党委，牛广义任党委书记兼支队政委，宋云峰任支队长，率领7000多人的劳动大军，8月底陆续到达工地，9月1日开始施工。我是1959年5月按区委培养锻炼干部的要求，带领50多名下放干部到密云水库工地参加劳动锻炼的。一到白河大坝工地，那里已经是人流如潮，干得热火朝天的景象。后来才知道，朝阳支队已经完成修建潮河九松山副坝西半段的任务，3月份才调到白河主坝的。当时工地上的劳动条件很差，大多是人工推小车、拉车、肩挑，铁锹挖装，只有极少的机械。在工地上，我们干过装卸火车（沙石料）、挑石头、挖土方、打夯等活，一句话，有什么任务就干什么活，学到了不少的劳动技能。生活条件就更艰苦了，周围环境也差，简陋的工棚里就地铺着稻草，晚上，一屁股坐下去，就会有跳蚤往身上蹦，一些小虫子也往腿上爬。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热情个个让你难以想象，每天早晨6点起床吃饭，7点钟冲锋号一响，人们立即冲出去。平时大多是三班倒，昼夜施工，有时放劳动“卫星”，一连36小时或48小时不离工地。
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忘我劳动的英雄们，像双桥7团的武成，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民工，但干起活来真是卖劲，他推得小车装土时拍了又拍，瓷瓷实实，又高又长像个小棺材，双肩一使劲，推起来只能往远处看才能把稳方向。单臂英雄李世玺带领“李世玺突击队”曾以超额200-300%的成绩完成任务。听说他出身在贫苦的农民家庭，13岁在火车底下扫煤渣，被火车齐肩轧掉右臂。悲惨的童年使他养成了知恩图报的品德，决心用一只胳膊为新中国作贡献，他曾在修建东南郊灌渠、十三陵水库建设中，多次获得一等劳模、特等劳模和“单臂英雄”的称号。我亲眼看到他独臂装车，一手拿铁锹，一脚蹬下去，手臂使劲一扬，土进车里，一点儿不比双手的慢。他单臂推起千斤独轮车。特别是在大坝上粘土的紧张时刻，他干的更是出奇，手拿着搭袢儿，装粘土的小车一到坝底，他快速将搭袢儿往车头上一挂，扭头使劲拉着往坝顶上跑，一鼓作气将小车拉上几十米高的坝顶，气也来不及喘，就又跑回坝底继续往上拉，来来回回真不知他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头，他的名字威震全工地。
工地上还活跃着缝纫组、修鞋组，为大家无私地服务着，篮球队、宣传队为高强度下枯燥的生活增添了欢乐。在劳动锻炼的日子里和民工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朴素的阶级感情和忘我的劳动热情，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激励着我和我的同志们，“轻伤不下火线”、“大坝不拦洪，绝对不回家”是我们当时的决心和誓言。7月2日，白河围堰决口，我们不畏艰险，奋力抢修，8月初，朝阳支队用三天三夜的时间抢修金笸罗围堰工程。之后，遵照总指挥部的紧急部署，为保护金笸罗村的安全，又参加了修筑左坝的大突击任务。直到9月份，我们按照区委指示撤离了工地返回区里，真是五个月没有回家。回来以后情绪一直很亢奋，那段经历一直激励着我干好每一项工作。参加密云水库劳动，锻炼了我的意志和体力，积累了不少的知识和经验，从此，对于朝阳区的水利建设我更加关注。
简惠岐[2]：我在朝阳区水利战线工作20年，要说也算是个老水利了吧！在这二十年的水利工作中，主要干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修渠挖库（羊坊水库）、建扬水站；二是打井抗旱；三是挖河排涝。那时候，区委书记单昭祥对中央精神跟得特紧，头脑清楚，抓大事，他认为要发展农业必须得把水利搞上去。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受益匪浅，别人还送他一个雅号叫“水利迷”，他也笑称自己搞水利有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市建委主任佟征来朝阳，单昭祥带着我陪着领导视察，单昭祥提出要在坝河流域的三岔河村建扬水站，佟主任问：“你要修扬水站没有水怎么办啊”？单昭祥很真切又很幽默地答：“那就看你佟主任怎么说吧。”后来佟主任跟市政管理处主任方凯说：“你把三湖的水位降点儿，玩儿着什么急啊，得解决吃饭问题，给他点儿水。”就这样，给了咱们3000万立方水，在三岔河修了泵站。通过修渠建扬水站、打井和河道的初步整治，使全区32万亩农田基本达到了旱能浇、涝能排，有电井、有渠道的“双保险”大体有16万亩，能浇上水，能抗旱的约6万亩，真正要靠天吃饭的2.8万亩。在当时条件下，这可是了不起的成绩，为保北京市的粮、菜供应，咱们朝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干水利工作二十年，最让我心动的是1963年的那场大水，从8月8日到9日27小时降水量达到404.2毫米，来广营地区达到464毫米，超过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北小河和坝河里的水冲上了公路。当时区里正在开三级干部会，会议立即停止，各自回到自己岗位。我当时正带着人在楼梓庄一带指挥抢险，9日下午，几条河全线漫堤，楼梓庄地区的五个村子和一个农场全部被淹，交通断绝，很快指挥部与农场也失去了联系。我真是急得火烧火燎，两眼通红，当时上级下了“不许死人”的死命令，农场里300多名职工的生死揪扯着我的心。
市指挥部了解情况后通知说马上派船来救援，到了10日早7点，支援的船只还没有赶到，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仗着自己从小在白洋淀长大，有一身好水性，更重要的是责任重大，时间也不等人啊，我决定游过大水到农场看个究竟。在现场抢险的两名解放军战士一人抱着一个汽车内胎，主动请缨要和我一起去，我们从距离农场8华里远的曹各庄下水出发了，一路上全是白茫茫一片，高粱穗尖上爬着蛤蟆，水蛇扑腾扑腾直往身上窜，我赶紧向战士们大声喊：“把背心脱掉”，越往前游水越大，水流也越急，逆流而上，体力消耗很大，速度也不如刚下水的时候快了，游到一半时，我发现了一根电线杆，摸到电线杆，这下心里踏实了，心想，顺着电话线走就不会迷路，还能借点儿力。我们相互鼓励着，在水里扑腾了近4个小时，正感到精疲力尽的时候，远远看见有人骑在房脊上向我们挥手，终于到农场了，一见到被大水围困了12个小时的职工，我急切地找场长询问有人伤亡没有，场长激动地说：“你们可来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伤亡，只损失了一头猪”。这时候，我那颗紧绷的心才稍微放下点儿来。我赶紧给职工们做稳定情绪工作，告诉他们指挥部派船来营救大家，不要害怕，要做好自我保护。
下午，救援的船只相继赶来，放眼望去，什么船都有，有解放军舟船部队开来的绿色铁皮船，有战士们刚刚扎好的木筏子，还有渔民的小木船，北海公园五颜六色的小游船也来了十多条。这支水上“杂牌军”纷纷向我们靠上来，领任务，大家有条不紊地把农场职工全部送到了附近皮村大堤上，我又赶紧返回楼梓庄指挥部。市防汛指挥部发来消息说马上有飞机空投救援物资，要求及时做好准备。我们在楼梓庄中学操场空地上，用白布摆了一个大大的十字，下午5时左右，天空中听到了轰轰的飞机声，接着装有烙饼、大蒜、药品等物品的麻袋，一包一包地从飞机上投了下来，人们大声欢呼，无比激动，傍晚的时候，人们又用船把物资送到了周围的村庄。我告诉王乐贤按一人一斤大饼、二两咸菜、两头大蒜的标准分发到所有职工和周围村里的社员。
得到救助和安抚的群众情绪非常激动，感激政府的一些话语让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听了鼻子都发酸，社员张海景说：“有党、有公社就不怕”的一句话让我也有同样的感触。事后才知道，飞机上投下的1200多公斤食品和药品，是东城区食品加工厂和朝阳区七家饭馆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准备出来的。区卫生局送来的药品，王府井百货商场送来装药品的塑料布，粮食局送来包装食品的麻袋，形成了众志成城抗水灾的壮观场面。
我刚刚从抗洪一线下来，回到区里还没有喘匀气儿就被通知开会，我一看有南磨房、十八里店、老君堂和通县的神树四个乡、八个村的一把手都来了，会上有领导传达上级指示说如果再下两个小时的雨，就要扒开东南护城河分洪，洪水顺着架松坟（现在的劲松）淹没南部4个乡8个村，要求4乡8村的领导赶紧回去开会动员，组织老百姓做好转移准备。南磨房的党委书记当时就急哭了说：“这让我们往哪儿搬啊”，“不搬也得搬，往指定的地点搬，财产可以损失但绝对不能死人”，区领导的语气无比坚定，毋庸置疑。幸运的是这场预测出现的大雨最终没有下来，分洪也就没有进行，但当时的形势的确十分紧张。
8月18日，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来了，区委所有常委都集中在会议室。我一进门就见苗头不对，怎么大家都低着头呢？心想，一准是挨尅了，刘仁一见我（我们曾经见过一面）就指着我说：“又是你，你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吗？”我一听话茬儿不对，忙回答说：“组织部长不是在这坐着吗？”王振恒同志忙说：“没问题。”刘仁又说：“没问题就是落后，有问题就是反革命。”我感到这话越说越难听，忙问：“到底怎么啦？”刘仁说：“通县把你们给告了，说你们扒河道淹了通县。”我一听心里有数了，说：“这事我能说清楚，楼梓庄新修了一座大闸，投资22万元，坝河水位下不去，闸前水位高于闸下20公分，大闸随时有被冲垮的危险。我们把马各庄排水沟进口扒开，把坝河水泄下去，保住了楼梓庄大闸，对通县没有造成灾害，庄稼已经是颗粒无收了，你说有什么问题？”刘仁说：“你请示谁了?”我说：“区委当时电话线断了，我打不通啊。”这时，单昭祥也搭话说：“当时的确联系不上。”刘仁问单昭祥：“你们打算怎么办啊？”当时，时间紧，哪有什么计划？我赶紧说：“如果要组织全市挖温榆河，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不挖，我们就从东窑开始加高加厚长堤，先保住我们自己”。刘仁冲着单昭祥说：“看看你们，就这风格啊！”单昭祥忙说：“那我可没有办法啦，我指挥不了别人，要说也得你说啊。”，刘仁说：“你们可以提建议，咱们全市挖嘛。”后来，经过全市人民的努力，温榆河得到了治理。疏挖温榆河也给咱们解决了不少问题，堤不用加高了，排涝问题也解决了。1963年的大水灾害也催生了城市河道防洪排水标准，北京市第一次有了防洪排水规划。至今，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设都遵照这个标准执行。从1975年开始，疏挖坝河及支流北河等河道整治工程也相继大规模地展开了。
王学江[3]：1958年9月我参加了密云水库建设，担任副团长，1961年9月调入朝阳区水利部门，从此与水打交道三十多年。
1970年2月23日，朝阳区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其中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保农业丰收，继续做好农田水利配套工程。区成立了平整土地指挥部，水利局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相继治理了青年路排水沟、小场沟下段，改建十八里店引水工程，扩建了望京引水工程等等，掀起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高潮。机井建设是开发地下水资源的水利工程，也是农田水利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随着农田基本建设高潮的到来，机井建设的高潮也开始了。
1972年发生了50年罕见的大旱，连续无降水日达140天，中小河道断流，坑塘干涸，地下水位下降3至10米，地表水源严重短缺，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迫切需要大量开采地下水资源来补充地表水源之不足。1973年区革命委员会因此成立了区打井办公室（内设农电组）。何秉臣同志任办公室主任，我任副主任。办公室的主要任务一是制定年度打井计划。深入到各公社、大队调查摸底，掌握需要打井的位置、作物种类及面积，井的密度及自筹资金投入等情况。二是调控资金投入。由于全区各公社的经济状况不同，对那些经济收入比较低的社、队，区政府每年都要给予一些打井补贴，重点是“东三社”（金盏、楼梓庄、东坝）“北四社”（大屯、洼里、中阿、来广营），全区大约每年要补贴20万元左右。三是与市供电局联系报批用电设备（如变压器），申请资金补贴，组织电工安装等。四是督促检查区、公社打井队的打井情况、安全生产，统计打井进度，帮助打井队解决设备、物资等问题。各公社打井抗旱保生产的积极性非常高，先后成立了10个专业打井队，共有250多名职工。由于底子薄（1972年前只有十八里店、双桥、和平农场组建打井队，设备也不多）,打井机具短缺，十分棘手。区政府、工业局、打井办公室组织全区机械厂进行协调，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开展“制造钻井工具”大会战，制成乌卡斯22型钻井机10台，购买了9台钻井机和8台空气压缩机来装备打井队。
我是负责生产及安全的区打井队（隶属水利局）副队长，我们有120名队员，全是各公社选送的优秀青年，其中，复转军人最多。在全区10个专业打井队中，区打井队的装备最好，有22型乌卡斯钻井机4台，空气压缩机2台，岩芯钻1台。但由于成立时间短，技术力量不强，双桥、十八里店打井队无私地派出自己的技术骨干支援区打井队，如双桥的景连海、胡敬旺、白文海、胡德勇、张旭水、周景华等同志。打井队干活是三班倒，而这些同志分到班组里实行“一对一”、“手把手”的帮教，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毫无怨言，使全体队员很快都能独立操纵打井机具。由于地质构造不同，勘测的手段和技术有限，有时会出现打“干井”的情况，即浪费人力、财力又耽误了时间，所以，又选派陈家康、李俊杰去市水利局参加电测找水培训班，掌握了这项技术后，成井质量大大提高。
上世纪70年代，野外作业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只要井位勘测确定，钻机一开钻就不能停机，操作员一手摸着井绳，控制钻头，一手扶着钻机把手，任凭天寒地冻，风吹日晒，蚊虫叮咬，都不能离开岗位，真是晴天浑身汗，雨天满身泥。换班下来，风餐夜宿，只能卷曲在窝棚或工具车上眯一会儿。可是没有人叫苦喊累，大家都摽着劲儿地干。
作为主管生产、安全的队长，我深知责任重大，全队7个机组，从开钻到成井清场，我每个机组要去三、四趟，靠得就是一辆自行车、两条腿。一个月大约要有二十多天往下跑，帮助机组解决配件、维修等问题。长期的深入基层使我和职工的感情很深。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我冒着大雨骑车到机组看望他们，他们十分感动。别看我平时挺和气，平易近人，但对违规操作和工作粗心大意现象，批评却很严厉。所以有的职工有点怕我。说实在话，责任在身，这些都关系到生产的质量和职工的生命安危，我不能放松。
我经常组织各机组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竞赛和流动红旗评比活动，把职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打井队员个个都得会电焊，看谁焊得快，即结实又平整。个人电焊技术比赛是最热闹、最紧张、最有竞争力的比赛，谁都不敢落后，相互学习，积极向上，维护集体荣誉是当时人们追求的一种精神时尚，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队员们不怕苦、不怕累，连续作战，曾创下“当天终孔，当天下管，当天搬家，当天开钻”的最快成绩。成井下管是最紧张也是最难的时候，全队没有什么前线后勤之分，队领导和后勤的同志全上井干活，拉绳下管，填料清场，干得热火朝天，目标就是一个，为又一口成井出全力。
大家在生活上也是非常清苦的，每天三班倒，野外补助费只有2角钱，平均月工资38.60元，机长、技术队长最高也只有46元。虽然收入不高，为社队打井从来都是自己带粮食，在生产队买点儿菜自己做饭，不给基层添麻烦。为解决炊具和打井机具的转运问题，可是费了大力气。我们在清河车辆厂购买了四辆淘汰的公共汽车挂车，由于没有转向装置，在往回运的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从亮马桥生产队借了一挂大马车，把挂车拴在马车上，人驾辕充当转向，夜里（白天不能走）才从清河拉回来。那是一股什么心劲啊！大伙心里头想的就是不管有多难，也要把事情办成办好。为了打井事业，1976年云玉禄同志在井位给机器加油时，由于刚刚下过雨，蹬在湿滑的轮盘上没有站稳，右手被转动的齿轮压断，躺在病床上他还安慰领导说：“不要紧，也怪我大意了，就算是为打井事业做点贡献吧”。
回顾上世纪70年代的机井建设，我感慨万千，我们为之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朝阳水利事业得到了大发展。1972年全区有机井734眼，到1978年达到1667眼，净增933眼。1978年11月，咱们区又组织了两个钻井机组、两个洗井机组共计47人，由刘德龙、师振明带队援皖抗旱打井，先后在肥西县小庙公社和嘉山县民东公社打井48眼。机井建设为促进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谭锡辉[4]：我接触水利工作是从修建密云水库开始的，1958年8月到1960年6月，担任密云水库朝阳支队党委副书记兼副政委，1971年调到水利局历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书记、局长等职务。
想起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局主要有两大任务，保农田灌溉和防汛保安全。作为一局之长，我常常往市里跑，死缠硬泡，向市里要指标水，总想多搞点儿，开始给朝阳2000万立方，后来越来越少，从1500、1000到500万立方。全市保灌溉的水源逐渐减少，供水矛盾十分突出。但记忆最深的还是清河治理工程。
历史上清河水流急，流道不稳定，弯道多、断面小，过水能力低，沿河农田洪涝灾害频繁，处于小雨小涝，大雨大涝的境地。1963年8月的特大暴雨，沿河2万多亩农田致涝，有17个村庄（仓营、清河营、下清河、立水桥、沙子营等）被洪水包围淹没，经济损失巨大，亟待提高整治标准。1978年9月，北京市清河治理工程开工。当时，北京市成立了清河治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将清河主干流自安河桥至入温榆河口，长约22.5公里，按工程量承包给了朝阳区、海淀区、昌平县、顺义县。我区组成由刘玉满任指挥，熊克锟和我任副指挥的分指挥部（设在羊房村）。我区的任务有两项，一是疏挖主河道，从下清河河北村到沙子营出口8.12公里。二是开挖导流渠，从仓营村到大屯关庄闸12公里。在主河道施工前，大约在10月中旬，我们先开挖导流沟。挖导流沟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主河道的疏挖，暂时将清河大闸下的水经东湖渠泄于北小河。
说到北小河，我得多说两句，建国前，北小河从未治理过，河道弯曲狭浅，杂草丛生，干旱季节时有断流，每逢大雨，洪水溢出河床，淹没沿河的村庄，使沿河农业生产一直处于低产状态。我记得建国后曾有三次治理，排水能力大大提高。由于咱朝阳农田面积大，水源又紧缺，所以区指挥部在治理清河过程中向市指挥部提出申请，借清河治理工程在清河大闸给朝阳留两个闸口，经导流沟给北小河补水。另外，将导流沟附近的海淀八大学院的生活污水也引入导流沟进入北小河，将导流沟作为向北小河输水的永久性渠道，以解决灌溉水源之不足。当时在挖导流沟时也遇到了难题，原设计导流沟走洼边、豹房过来，但在疏挖时遇到了流沙，挖了就被埋上，只好重新测量改道经猪场闸到仰山大沟往南挖。在这场战役中，全区各乡积极参加，万人作战，在疏挖清河主河道时，各乡党委书记亲自带队，农闲季节1.6万人。住苇席搭建的工棚，睡稻草铺垫的地铺，战严寒酷暑，人挖、肩挑、车推，苦战到1980年底，朝阳河段竣工。不仅完成了市指挥部的任务，还修建了羊坊闸、沈家坟闸、洼里公路桥、清河营桥、立水桥铁路跌水等建筑物和3405米的护砌工程等配套工程，共做土方192万立方米，用工约135万个工日。清河治理工程由市投资7700万元，经治理的清河河道比较顺直，经裁弯取直比原河道缩短4公里。不仅减少了占地，提高了抗洪排水能力，也给咱朝阳的农田基本建设和城市排水，发展生产提供了较好保证条件。
2007年初夏，局老干部党支部组织活动，我和老同志们再一次踏上当年曾战斗过的地方。当年的导流沟完全变了模样，坐在清洋河自动控制室，看着图像收集系统播放的图像，听着年轻的工程师热情洋溢的介绍。一幅幅漂亮的画面，一个个有些陌生的技术名词，真让人应接不暇。从介绍中得知，今日的清洋河就是当年的清河导流沟和仰山大沟组成的。此项工程是2008年奥运会的配套工程，工程整治河道长达9公里，具有防汛排水、园林景观、自然生态三大功能。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致勃勃，心情格外激动，一定要迈开双腿沿着河边走一趟，亲眼看个仔细。我看到清洋广场“上善若水”的巨石堆雕气势庄重而磅礴，广场中央的重力坝型石碑及碑刻寓意着大禹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水文化与人文奥运理念的交融。“人水和谐”广场的犀牛与山水诗《观沧海》，体现了传统、现代与自然的浑然一体，文化与景观交相辉映的意境。我站在犀牛前抬头挺胸留了个影，那滋味从心里往外甜。在清洋河的整治上，一改传统的治河理念，而是曲折多变、宜宽则宽、宜弯则弯，展现出清洋河的纯朴与自然。“瀑流如歌”堆雕，结合雨水口设置景观瀑布，对周边区域收集到的雨水，利用三层石阶排入河道，即解决了雨水入河的冲刷，又营造了跌水景观，还可对河水实现曝气净化，真是一举三得，如此妙招真是令人折服，如此美景真希望关心水利的老哥儿们都来看看。
8月份我们又参观了朝阳区利用世行贷款治理区域水环境的首例工程，朝阳公园与红领巾公园两湖连通工程及坝河郑村码头，新建的楼梓庄大闸。那天恰逢区有线电视台来采访，面对着镜头，我由衷地抒发自己的感慨，我为“清水朝阳”建设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欢欣鼓舞，作为一个老水利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更为年轻一代的水利人继承和发扬水利精神，在新形势下，与时俱进，开拓奋进而感到欣慰。
风风雨雨几十年，朝阳水利的发展与变化，不仅为城市建设提供了保障，而且在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建设城市环境水利和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思路，建成了一批符合朝阳区情、水情的水利工程精品。水务发展思路更加清晰，水务建设方法更加科学，水务保障更加周到圆满。 水环境治理更加生态自然，景观工程更加靓丽美观，循环水务更加科学完善，人与水相处更加和谐完美。
供稿单位：水务局
审 签：
整 理：李金梅 刘凤珍
[1]张万鹏，
1950年参加工作，曾任北京市十六区团工委干事，东郊区团区委副书记，区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小红门公社党委副书记，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主任等职。
[2]简惠岐，男，汉族，
1933年出生。曾任朝阳区政府农村水利科科长，区水利局打井队书记兼副局长。京津澳旅游实业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等职。
3王学江，男，1934年出生。曾任豆各庄乡团支部书记，密云水库建设朝阳支队7团副团长，区水利局打井队副队长，东南郊灌溉管理所所长，水利局党委办公室主任、纪委书记、副局长等职。
[4]谭锡辉，男，1931年出生。曾任朝阳区团区委副书记，密云水库建设朝阳支队副书记兼副政委，朝阳区洼里公社党委书记，区水利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党委书记、局长等职